《技术元素》作者：凯文·凯利出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有启发的事情是，作为许多人心目中的技术先知，KK没有正式上过大学，过着一种“低科技”的生活方式，他庞杂的知识体系更多是在不断的游历中构建，每天他都用其开放的心态与世界连线，刷新着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提出更有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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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东西网在桂林两江机场接待KK的代表，Akid一直有些担心。　　上次的中国之行让很多人知道，居住在硅谷附近加州湾区的KK不用智能手机，而此次的亚洲之旅，他干脆连手机都没带。一路上，无论是苗族山寨里的老乡、新竹科技园的施崇棠、义乌“淘宝大学”宿舍里的学生、腾讯大厦里的马化腾，还是深圳富士康里的总监们，无一例外，KK都是面对面交流。　　抵达桂林之前，KK在台湾待了3天，从台北直飞桂林出发前，他把自己的航班号通过邮件告知Akid。不过，在这个人人都攥着至少一部手机的年头，要找到一个没有手机的人听上去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困难。　　4月12号晚上，KK准时出现在到达口，身穿一条陈旧的深牛仔裤，拉着一个灰黑相间的登机箱，肩背一只黑双肩包，远远地就能看到一圈白胡子上面笑盈盈的脸。他戴了一顶灰白的帽子，上面用绿和蓝丝线绣着“San Francisco Zoo”（旧金山动物园）几个字，这身打扮与准备带着孙子孙女去逛动物园的老爷爷没什么分别。在接下来10天的中国大陆之旅中，KK惊人的体力和耐力，让人依稀回想起当年那个骑单车横跨美国的嬉皮士。

　　蜜蜂与梯田

　　4月13日，桂林阴天。Akid睁眼的时候，刚过7点，而KK似乎已经溜达一大圈回来了。在之后的路途里，KK总是比所有人都起得早，天没还完全亮，他就捧着相机，去等待捕捉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不同的日出。　　尽管年轻时当了7年的立摄影师，但KK显然不是一个“业器材控”，此行他只带了两部相机，小卡片机被他揣在牛仔裤兜儿里，另一部相对业的相机则在停车步行时才会使用。在广西和贵州的旅途中，KK每天都穿着那条牛仔裤，任何路面状况，他都有可能随时跪下来拍照。　　在桂林景区，KK仅仅停留了一个小时。在拍摄了几张风景之后，忽然发现周围的游客们都举着人民币影留念。当得知这是因为20元人民币背面印的正是眼前这幅泛舟漓江桂林山水图时，KK说，如果钱包里有20元面值的人民币，他也会这么干。　　Akid为KK租了一辆车，按照KK选择的路线，驱车从桂林前往阳朔。KK对这里不会陌生，因为30多年前他就来过这个地方，那时候还没有几个外国人能进入中国。KK一本正经地为在场的中国主人普及知识：“桂林是世界上古老的风景区之一，据史料记载，早在2000年前就是这样了。”　　蜜蜂似乎总能引起KK的关注。“Bees！（蜜蜂）”，每一次经过蜂房，KK都要惊呼，然后要求司机停车，仿佛每一次观察都能令他目瞪口呆：　　“即将离巢的蜂群是疯狂的，在蜂巢的入口处明显地躁动不安。蜂巢开始吐出成群的蜜蜂，仿佛不仅要倾空其肠胃，还要倾空其灵魂。那微小的精灵在蜂巢上空形成喧嚣的风暴，渐渐成长为有目的、有生命、不透明的黑小云朵。蜂群非无数只蜜蜂的简单聚，当成千上万只蜜蜂一起振翅时，一个‘级有机体’从大量聚集的普通昆虫的有机体中“涌现”出来，没有一只蜜蜂在控制它，但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从大量愚钝的成员中涌现出来的手，控制着整个群体。”　　由蜂巢到科技的生态系统，这之间究竟有多远的距离？眼前的KK似乎让人无法把他与700页的著《失控》联系起来，更难以设想他就是一次黑客大会发起人、硅谷知名的科技杂志《连线》的创始主编。眼前的他正在蜂房边上来回踱步，那些让普通人却步的蜂群似乎对KK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能够吸引他一次又一次地接近和观察。　　在KK的家中，在那个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农庄里，他俨然是一个农夫。除了心爱的蜜蜂，KK还养鸡，全家人吃的鸡蛋就是家里的鸡下的。他还种植了时令蔬菜，另外，KK养了几只手掌大小的毒蜘蛛。　　KK告诉躲到一旁的Akid，养蜜蜂是有很多小技巧的。比如，他曾经在《失控》中描写过把手伸进蜂房的感受，估计很多读者看到那一段都有毛骨悚然的感觉，但其实，只要在手上涂上一层特殊的蜡，蜜蜂就不会蜇人了。KK摇摇他的手，呵呵地笑着，很得意。　　从桂林出发，向西北方向大约80公里，就到了著名的龙脊梯田，龙脊梯田位于龙胜县境内。龙胜全境为山区，是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KK点名要来此地，Akid觉得，自然风光占了大半因素。　　龙脊山高耸而绵亘，梯田修筑在雄浑磅礴的山体上，行云流水般的线条犹如畅快淋漓的韵律，如链似带，从山脚一圈一圈盘绕到山顶。因为没有公路，KK步行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一个瑶族的小山寨里住下。　　“我们住的山寨被数量惊人的水稻所包围，这是中国非常典型的景象。这些梯田需要很多人力以维持它的形状和功能。在梯田上种水稻，需要付出的人力比在大农场种水稻消耗的人力大得多。”　　KK由此预测，100年之内，龙脊梯田可能就消失了，但这并不是KK想看到的。他希望，政府可以花一点点的钱来补贴梯田，哪怕仅仅是使其成为一个风景区都好，因为，“这个结构是如此的精妙”。　　山寨里没有厕所，但是KK惊讶地发现，这里的Wi-Fi信号覆盖得非常好。他说，这样看起来、十分原始但却能够随时连线的地方在中国还有很多，因此可以推断人们认为交流沟通的价值远远大过其他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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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 的好奇心之强非同一般，对每一个被别人忽略的事物细节，也对每一个他在途中遇到的人，他都充满好奇。这一路，KK的每一次惊呼，都将同行的人唤醒，一起停下来，仔细观察身边这些古老而美好的设计。　　“水车！水车！”KK突然在汽车上大喊起来，示意司机停车，同行的Akid觉得这个水车很小，前面也许有大小水车协同工作的，就劝KK等等再看。KK执意下车，拍了几张照片，依旧不觉得过瘾，走到跟前，仔细研究水车是如何工作的。　　KK充满崇敬地写道：“我一直都很想看到还在使用中的水车。终于在贵州的一个河段，我看到了这种经典的发明。它是如此简单，但是却如此有。”KK在自己的Goolge+账号上放了一张水车的照片，还附上了详细的原理说明。他认真地思考着，为什么没有看到直径3米以上的水车？　　当看到有人把人工马达装置在传统竹筏上，KK惊呼这是高科技与低科技结，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呢？接下来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个用塑料桶做的竹筏，人们在竹筏上漆上了绿油漆，“Fake！（冒牌货）”Akid大叫道，KK不以为然，没有做出评判。在他的眼中，有变化也是挺好的。　　从进入贵州的一个县龙额换了辆车，KK先后在侗族、壮族、苗族、布依族、瑶族的山寨里逐个停留观察，他会一个人在一栋一栋老乡的竹楼、土楼里徜徉许久，一颗钉子都不用的铆结构也成为他相机里出镜多的东西。回到北京的时候，KK翻看照片，突然感慨说，原来，我已经看到过十个钟鼓楼了。随行的人跟KK开玩笑说那么，你现在是钟鼓楼家啦。他想了想，认真地说，也许我真的可以改行教别人如何建造钟鼓楼了。　　在凯里的街道上，KK发现这里的苗族妇女都是一模一样的发型，他单膝跪地，在两个同行妇女背后，给她们的发型拍了几张特写照片，还没完全起身，他就开始与妇女们攀谈起这些发型。Akid觉得自己的体力远不如KK，常常跟不上他的步伐。待她赶上来，看见KK单膝跪地对一个妇女说着什么，Akid甚是好奇，暗自揣摩：这难道是要求婚吗？　　KK后来在Google+上提起这两位妇女，形容她们的发型是波动的舞蹈，通过交谈得知，当她们年老时，头发油（Hair oil）会在市场上销售。　　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前行，行至一片山谷，树刚刚开了花，山坡上铺洒了一片片白的花瓣。停车拍照，KK与路上的老农聊天，才得知，这里方圆几公里是有机作物实验田。KK来了兴致，从种植、气候到销售渠道，问题五花八门。Akid觉得，这简直就是两个农夫在进行种植经验和销售渠道的国际交流，她在一旁只能一五一十地翻译，却插不上一句话。　　当地的老农觉得遇到了知己，把KK到实验田边的一排簸箕面前，里面盛有四五种米，KK笑逐颜开，问Akid：“你能分清楚这些米的种子吗？”Akid摇摇头，KK开始一一识别和讲解。　　“你们为有机水稻起了什么名字？”KK问，老农说了一个名字，KK觉得不够好听。他告诉老农，在加州有一个叫纳帕山谷的地方，那里是世界上少有的可以和法国波尔多地区媲美的葡萄酒产地，但是一直不是很出名。直到1976年，一款以纳帕命名的红酒在巴黎品酒会上一举夺魁，从此加州红酒才名扬世界。　　“你们也应该用你们的山谷命名水稻呀。”KK说。　　赶集是KK在路上一直念叨的，直到广西贵州行的后一天，才真正赶上集。　　集市上的KK显得特别活跃，出售的每一个物品，都散发着光彩。　　“Hi，Akid，这个是什么，你知道么？”他指着一个圆锥形的物体问。Akid一脸困惑。“这是梭子，织布用的。”接下来，就是对梭子如何使用、原理是什么的详细描述。　　在路上，Akid全程担任翻译，她常常在想，KK的《失控》和刚刚出版的《技术元素》都是一位互联网未来学家对未来的预言。而网络，在这些甚至夜间道路照明还靠手电筒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吃着一桌子自产饭菜时，KK仍然不忘问这样的问题：“你上网吗？上网做什么？网络对你意味着什么？”　　回来之后，Akid写道：“变化，从物质到思维，我想是KK试图自己通过旅行来亲手触及的。从食物、服装、寓所到人们自身对新事物的感受，你理解了KK的关注，就不会对他永远有这么多问题感到奇怪了，我，也渐渐变得享受这样一同观察的过程。”

　　英雄与信仰

　　采访KK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仅仅因为他越来越有名、希望采访的人越来越多，更是因为采访者或对谈者似乎怎样都无法完全理解总是圣诞老人般笑眯眯的KK试图讲述的东西。　　2010年年末的那一次KK中国行，先后安排了四五场演讲和对谈，常常看到的场景是，KK讲述的是100年之后的愿景，而对谈嘉宾的提问却围绕在昨天发生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间的争斗。再或者，有的对话者干脆把KK当做算命先生，简单直接地让这位预言者卜上一卦。　　今年的中国行KK选择从农村开始，正如他所信奉的—任何变化都将从边缘开始。回到城市，他选择的一站是浙江的小城市义乌，他想看看真正的商人。　　到了义乌，他的确见到了一批真正的商人，但是出乎KK的预料，他们是一群学生，就读于义乌工商学院，后者常常被称为“淘宝大学”。在这所大学里，如果学生在淘宝网上开的店铺能够达到皇冠级别（淘宝店铺的级别，交易成功获得好评加一分，获得皇冠级别至少需要20001分。）就可以当做学分计入成绩。　　KK在教室里见到了这些真正的商人，隔壁的教室就是他们的仓库，楼下则有4家与学校签约的快递公司供学生们选择使用。　　“我想看看你们的宿舍。”KK如愿以偿，四人一间，上床下桌，木质的结构看起来很结实。这次学生宿舍之旅成为KK大的发现：他们的宿舍里没有一本书，墙上也没有一张海报。他们心中没有英雄了。　　“心里没有英雄，如何成为英雄？”KK在随后的各种场讲述起这个发现，也不断地重复着这个问题，在中国活跃的问答网站知乎上，他也向中国网友提出了这个问题。　　截止到5月28日，KK的这个问题得到了累计121条回答，知乎用户们的回答多种多样，包含了从自由软件创始人开始所有为互联网做出过贡献的人，其中有创意的回答来自于一位叫宋健的网友：我憧憬的互联网英雄们实际上没有用过互联网，甚至连电话都没用过。他们就是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的41名英国清教徒。　　宋健认为，互联网诞生在美国并非偶然，正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基调被定义在这样的“自愿”、“民众自治”，并朝着“适”、“方便”这样的方向去努力，才有了今天的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这片孕育了互联网的沃土。　　《商业价值》主编张鹏在他的回答中回忆道，KK在清华一次单交流的时候，他当时问KK：“为什么互联网域的创新大多来自美国，为什么美国的互联网企业一直是世界互联网的核心。”　　KK回答说：“一批成功者，往往是为一个社会定下基调的人。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精神，以及鼓励尝试，容忍失败的创新氛围，是通过一批一批的成功者不断触碰后来者，用文化和基因的方式来传承的。这种传承造就的环境，决定了美国互联网域的生生不息的创造力。”　　张鹏认为，KK的回答很符他的风格。他身上洋溢着数字游侠的情结，心中一定有着对英雄主义的度认同。在他看来，互联网就是被一群人类英雄引的人类新的进化历程，他整个技术哲学思想体系中所描述的“技术生命体”，也正是通过这些英雄的力量与人类走向共同繁荣，并推动人类未来的演进。所以，他问出这个问题应该是他真正的思考，虽然这个问题在中国注定没有其他短期趋势预测的问题引来的关注多。　　在完成了东西论坛的演讲之后，KK还马不停蹄地逛了两家北京的音乐酒吧：江湖和Mao Live，他问身边的年轻人：你们喜欢Justin Bieber吗？我挺喜欢他的。　　看完演出，他与北京的朋克乐队Carsick Cars成员交谈，问他们，你们有信仰吗？你们相信什么？　　KK的中国行持续了10天。4月24日，他飞往新加坡，随后他一个人行走在缅甸、印度和巴厘岛村落里。KK打算在秋天或者晚明年春天再来一次中国，因为他对中国感兴趣，对中国可能要承担的风险感兴趣，对中国人眼中的未来更加有兴趣。　　临近采访结束时，一直在回答记者抛出的各种问题的KK反问了一个问题：常常听到你们抱怨，常常听到你们说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那么，你们年轻人是否经常会在一起讨论未来呢？你们想要的未来是怎样的呢？　　在广西和贵州的山村里，KK也常常抛出人们从来没想过的问题，比如，“你认为村子50年后会是怎样的？”“你觉得100年之后，还会这样挑东西上山吗？”　　不过问完之后，老乡往往都不知所措，于是，KK转变了问问题的方式，他会从身边具体的东西开始，面对他们下榻的客栈老板，KK问：“你们为什么开这间客栈呢？是因为游客越来越多么？生意什么时候好？路修好了对你们有什么改变？未来这里会是怎样的？”无论从哪里问起，后的问题都会落到未来。　　这让人想起了KK曾说过的一句蕴藏着深情的俏皮话：“未来是如此重要，因为我将注定在那里度过我的余生。”

  　凯文·凯利的启示宁德塑料挤出设备厂家

　　提出有力的问题比答案更重要。　　习惯于简称KK的凯文·凯利（Kevin Kelly）四次来中国了。　　KK一次来到中国是在30多年前，那时他还是个20多岁的立摄影师。在中国，他用镜头捕捉了阳朔神奇的喀斯特地貌和白族姑娘迷人的异族风情，并收录在一本叫做《亚洲恩典》（Asia Grace）的摄影集中。当2010年他再次来到中国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位拥有不少中国粉丝的科技作者，在人群簇拥中与那些迫切希望从他的智慧中获得启发的观众做着匆忙的交流。　　KK的渊博和深度决定了他不是那种“所见即所得”的思想家，而他深奥高远的思想观念也非“即插即用”的实用利器。因此，当媒体介绍他的时候，总是难免引用一大串大众更加熟知的名字作为背书：曾经对乔布斯和比尔·盖茨这些IT巨子有过深远影响的技术预言家、黑客帝国导演要求演员读的书籍作者……　　不过，就像向一个关注气候长期变化的气象学家询问明天的天气是下雨还是天晴，KK与中国听众的交流过程注定充满了误解和失望。不少人抱怨与KK对话的观众“问不出一个像样的问题”，反过来，也有不少人认为他的回答“听起来也没什么神奇之处”。　　仅就他在《失控》一书中所展现的广博视野和深刻洞见，KK就值得我们所有人关注。在这本上千页的巨著中，他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技术是一种类似于生命体的东西，它有自己的意志和目标，在接下来的《技术想要什么》一书中，他更进一步做出了一个并非比喻意义的回答：技术想要拥抱人类。　　对于我们这些非业人士来说，探讨KK的这些观点是危险的。KK正确地评论媒体人的特点是“对所有事都知道一点，对任何事都所知不深”（这也越来越多成为我们大多数人的特点）。在一个知识高度业化细分的时代，KK展示了他“游侠”式的风采，在《失控》这本著作中，KK的论述涉足了各种艰深的知识域。即使是对生物学、控制论、计算机其中某一域有精的人，也很难理解、纵览全局，更不用说做出评判。　　不过，正如KK自己所说，提出有力的问题比答案更重要。一次看到KK的时候，我觉得他活像从《神经漫游者》、《雪崩》那种赛博朋克小说里蹦出来的角，看起来貌不惊人两手空空，但一旦接入某个互联网接口，他的网络替身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巨灵。也许有启发的事情是，作为许多人心目中的技术先知，KK没有正式上过大学，过着一种“低科技”的生活方式，他庞杂的知识体系更多是在不断的游历中构建，每天他都用其开放的心态与世界连线，刷新着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提出更有力的问题。

　　所以，我旅行

　　G＝《全球商业经典》　　K＝Kevin Kelly　　G：在《科技想要什么》这本书里，你写到了自己的旅行，不断去新地方旅行这样的生活方式给你带来了什么？　　K：当我来到亚洲的时候，我看到非常不好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让我对技术有了新的看法。高中时，我是一个嬉皮士，你知道，在新泽西有很多工厂、化工厂等等，在我们看来，它们是非常丑陋的，因此，在我看来技术并不是一个很友好的东西，它充斥着人的欲望。而作为一个嬉皮士，我常常会自己动手做东西，比如，自己盖房子，自己做饭，自己养蜜蜂。　　来到亚洲，我发现他们在世界的另一端，他们一直都是自己做饭，自己做一些事情，在这里，技术的确能够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的生活一天一天好起来。我会发现，世界并不都和我生活的新泽西一样。有一些代价是要付的，也是值得付的。在我的旅行中，我看到了亚洲的进步，这是科技所带来的。　　G：您来过几次中国，为什么对中国如此感兴趣，它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K：我对中国感兴趣是因为中国可能要承担的风险，其中一个风险是，14亿人以及亚洲其他地区20亿人口，而美国才4亿人，所以，美国人怎么想其实并不重要，未来如何是依赖中国人怎么想，印度人怎么想，地缘中心会从西方转向东方，中国赶上的速度非常快。　　这个国家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商品，制造业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会对世界文化融产生重要的影响，塑料挤出机所以，我想知道什么东西在中国人看来是重要的，中国会往哪里走？这是我非常想知道的，所以，我来到中国，会去看看农村，会去看看学生宿舍，我很想知道中国人相信什么、信仰什么。　　G：我在Google+上看到，你去了贵州，还有浙江义乌，想看看真正的商人。　　K：是的。真正的变化来自底部，我是一个相信自下而上的人。我相信真正的故事是由边缘开始的，逐渐推移到中心的。尽管我也很关心中心是如何说的，但是，改变是在边缘开始发动的。　　G：那么，你在边缘发现了什么？　　K：我发现大学宿舍里，没有书，没有书桌，这些都是一些信号，说明他们心中没有英雄。他们会把自己的抱负（渴望）贴在墙上。一本书都没有。每个人都有一个笔记本电脑。　　G：在美国，学生宿舍是怎样的？　　K：我也去过一些美国的学生宿舍，墙上会有很多张图，可能是他们喜欢的乐队，甚至还有奥巴马的海报。　　G：读《失控》、《科技想要什么》等书籍的时候，感觉您涉猎的域很多，而当今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业细分程度越来越高，您是怎么看的？　　K：是的。这是一个然的过程，科学域将会不断细分，家会被要求去研究越来越细分的小课题，当然，更重要的一个趋势是不同的业域进行融、跨界。我信奉两点：其一是科技新闻，因为越来越多的科技需要记者讲述、转化为其他域的家可以听懂的语言。家可能是所有域的家，他们有读取不同域的信息的需求。比如，各个域的生物学家，他们需要通过阅读科技新闻来了解物理。因此，科技新闻是科技域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二是科幻小说，它可以吸引人来阅读科技，也是科技的组成部分。　　因此，科技新闻和科幻小说都是科技很有要的部分，它们能够帮助克服科学细分带来的障碍。　　G：您本人是否遇到过业的质疑？　　K：嗯，没错，研究科学的人常常会很重视取得各种学位或者资历的证明，比如，Ph.D等等。在我看来，科学是一个分生组织（meristem），你不需要拥有一个科学业的学位才能从事科技工作，只要你的观点能够被接受，能够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有足够的证据，这个观点是谁说的就不那么重要了。　　G：您如何看待信仰和技术之间的关系？　　K：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回答，我会说，是的，信仰和技术之间是有关联的。　　人可以看到自然，观察到每一个波动胜过对他们自身变化的观察，可以看到一些事物美好而真实，而我看到的是“技术元素”，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像自然。我想说，很多人会问，技术和上帝是否有关系，而我问，上帝和自然是否关联呢，我们承认自然是上帝创造的，我们在这个体系内生活，其实，技术与上帝的关系同自然与上帝的关系是一样的道理，它们都是非常神圣的。　　G：在您的书里，你常常是在提问，而不是回答问题。　　K：我想，提问比答案更有力。因为谷歌提供了更为廉价的答案，在未来，答案会越来越简单，而越来越困难的是如何提出一个适的问题，问一个正确的问题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回答是好的，但是问问题比它更好。　　事实上，我认为，产品并不重要，物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我信仰这一点，所以，答案是产品，而问问题是过程。问题的重要早已脱离了答案本身。所以，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更偏好过程。　　G：我觉得，在你的眼中看技术常常不是技术的角度，而是有更多出发点，比如，生物的、艺术的、商业的等等，感觉你更像一个局外人/旁观者。　　K：是的。这都要得益于旅行。我喜欢旅行是因为我希望成为一个旁观者，哪怕是在美国文化中，在科技文化中，我都希望保持自己的旁观者角，因为，这才是新想法诞生的地方。这才能立思考，与众不同。　　我想，好的广告词就是 Think different。但是，想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被训练、被预设为—千万不要想得不一样。于是，想得不一样，需要消耗很多能源、需要有技巧。因此，我旅行，因为旅行可以帮助我想得不一样。　　好的思想者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是可以假装那里一定有一个人和你想得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有价值的，我很看重这个。　　G：在你看来，这种思维方式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么？　　K：是的。我认为有这样的方式。旅行是其中的一个办法，如果你希望和别人想得不一样，那么，你就旅行吧。　　只要我有开放的心态，我旅行，我就可以不断地看到新的东西，有新的想法，理解新的想法，不断训练自己。我能不能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如果我可以做到的话，那么，我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了。　　布莱恩·伊诺（Brian Eno）是我的好朋友， 当他与酷玩乐队（Coldplay）或U2乐队作的时候，作为制作人，他会尝试跟乐队进行创新，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是，这个小把戏也有风险。伊诺到了音乐工作室，他对乐队说，你们尝试让自己假装是一个机器人一样开始演奏吧，或者，假装他们自己是一支非洲街头乐队，伊诺强迫他们去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也许，后乐队并不会使用这样的版本，但是，在尝试这些不同版本时，感觉或者灵感会出现，而这种东西是会留存下来的。所以，这样的方式是有价值的。　　G：您说过，一个创作者只需要拥有1000个粉丝，就可以维持自己的生计了。　　K：是的。但是，一点要明确的是，这1000个粉丝是真正的粉丝，如果这个人写书，那么粉丝会买书，如果这个人开演唱会，粉丝一定会买票到场，总之，粉丝会为这个人产生的一切产品买单。　　二点是这个人能够和粉丝建立直接的联系，而不是通过某个出版商或者别的中间商，他们能够直接从你这里购买到商品。　　基于这两点，如果你拥有1000个忠实粉丝，你就能够从事立的创作了。　　接下来就是一个数学算术问题了，比如，你一年产生了价值100美元的作品，比如，是一部电影、一本书、一张辑等等，你有1000个粉丝直接从你这里购买了这个作品，你一年就有10万美元的收入了，这就已经够生活了。　　G：那么，公司是不是也符这样的规律，有1000个粉丝就够了？比如，一个出版社，书有1000个铁杆粉丝买就行了，不需要努力让书在畅销排行榜上有名？　　K：不是的。1000个粉丝能支持一个人，而不能支持一个公司。如果说新的技术使人可以与粉丝在线上建立直接的联系，于是，小公司也因此得益，可以通过小范围的粉丝维持生存，那么，大公司其实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大的。　　所以，公司会更多，各种形态的公司数量都会增加。我可以说，20年之后，将会有更多的大公司，也会有更多的小公司。　　G：为什么呢？　　K：一部分原因是，每个人都不会只为一个公司工作了。你现在为几家公司工作？　　G：一家。　　K：我相信在未来20年，你肯定不会只为一家公司工作的。你还会参与更多。如果那时候，谁还说自己只为一家公司工作，相信我，那肯定不是真的。想一想，现在有很多人都不仅仅拥有一张名片了吧。我就有三张，随身会带两张出来。　　对了，你是怎么看待未来的呢？你们周围的年轻人会一起讨论未来么？　　G：讨论的不多。　　K：我觉得，你希望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人行为更好。　　可以告诉人们，这是我们想要的，这是愿景。对中国人来说，我们会说，我们不希望有“防火墙”，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不希望那样，那么，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希望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希望如何来解决交通问题？我们希望怎么做？哪怕这只是一部电影的构思，我们不能仅仅说，未来是不好的，我们很担心，很害怕，未来机器人会推翻我们，这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应该有一个积的愿景。　　哪里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即便是美国，也有很多的问题。他们也是不断给人民愿景，我们可能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G：在你看来，这个世界会好么？　　K：当然，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电话：0316--3233399

　　走出控制

　　凯利所谓的“失控”，不是说技术的繁荣导致人类社会陷入混乱，而是指技术的生长反映了人的自由生长。（这本书的名字“Out of Control”更符本意的翻译也许是—走出控制）。　　1979年在耶路撒冷拍摄复活节的凯文·凯利，晚上回到青年旅馆时，由于宵禁，住处已经关门了，他进不去，身上也没带什么钱，只得在耶路撒冷的老城里走。　　凯利在城里走了几个小时。他感到天越来越冷。为了避寒和休息，他后找到了一处还开门的地方。这是一处教堂。他进去，因为太累了，就在里面的石板上睡着了。二天清晨醒来，他看到游客陆续进来。他起来，跟着游客们出去，到了一片墓地。就在那时，凯利感到困扰他多年的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上帝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相信圣经中耶稣复活的事情也是真实的。　　这也许仅仅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经历。凯利本人也承认，他很难说清楚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然而无论怎样，这个变化给他带来的影响是既长远又显而易见的。他终止了长达八年的亚洲之旅，回到美国，回到父母的身边。这个决定对他来说完全是个意外，他发觉自己可能会在六个月后死去。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按照自己的兴趣，他应该会选择在去世之前去登珠穆朗玛峰或到深海潜水这样的事。

　　平凡的奇迹

　　就这样，凯利回到了美国，在他父母的家中过了三个月。他帮助父母做家务，觉得这样家常的生活很让他满足。在余下的三个月，他骑着自行车去看四个兄弟姊妹。因为他们分别住在美国不同的地方，这就意味着凯利的行程需要横穿美国大陆。等到三个月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去了所有兄弟姊妹的家，他又回到了父母身边。他匿名向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捐赠自己的积蓄。他等待着自己的死去。然而，他却继续活了下来。　　如今，凯利跟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记者谈论他这段经历的节目仍然可以在互联网上听到。当说到他在那个自己认为不可能醒来的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哭了。他停顿了好几次。如果你戴着耳机听，你可能会惊讶于凯利为何那么难以说下去。而这中间的每一次停顿虽然都不足十秒，每一次却好像已经过了很久。　　实际上，凯利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早上醒来竟是一个让他感动不已的奇迹。他自己的话是这样说的：“那一天一点儿都不特殊。不过是又一个普通的一天。我在普通中重生了。”　　在普通中发现奇迹，也许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从懵懂到成熟的过程。一个被外界吸引的年轻人，到头来可能会恍然大悟，新奇不过是相对的。年轻时，许多人都可能表现出标新立异的倾向，然而到了所谓该成家立业的时候，传统的生活方式似乎成了大多数人不可避免的归宿。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凯利的变化，他也不过是无数人生故事当中的一个。　　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如此。凯利后来虽然做过多种工作，但他的生活渐渐稳定了下来。他在35岁时结婚，妻子是一位来自台湾的生物化学家。他们养育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41岁，凯利成为《连线》杂志的任执行主编。42岁，他出版《失控》。　　不过，凯利的转变还不仅仅是这些。在普通中发现奇迹，不等于随大流。凯利的探索其实在继续。他在去耶路撒冷后经历的变化不只影响了他对生活的态度，还唤醒了他在中学时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虽然早就从大学退学，而且后来也没有获得过任何学位，他在27岁之后的工作却大部分跟思想和学术有关—尽管不是在学院里。　　如果说盖茨、乔布斯这样的退学者在商业域乎常规地推动了互联网科技的生长，凯利则在思想域乎常规地增进了人们对互联网乃至整个科学技术的认识。他参与创办的《连线》杂志成为全球的互联网从业者和爱好者了解、分享这个域新动向的窗口。如果看他在《连线》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他写过的书，你会感到凯利的眼界没有局限于互联网和科技本身，而是连互联网和科技生长的土壤都看到了。　　这其中与众不同的思想也许在于，凯利将科技视为一种生命。他的两本为人所知的书的名字就开门见山地表达了他的这个观点：《技术想要什么》；《失控—关于机器、社会系统和经济世界的新生物学》。凯利指出，技术不仅仅是人创造出来的那些机器，还包括任何从人的思想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他之所以关心技术想要什么，其实是在乎人具有创造的思想需要怎样的生存环境。　　从这个角度，技术是人这个具有创造生命的延伸。从技术生长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技术的生长好坏跟人的处境是联系在一起的。凯利所谓的“失控”，不是说技术的繁荣导致人类社会陷入混乱，而是指技术的生长反映了人的自由生长。（这本书的名字“Out of Control”更符本意的翻译也许是—走出控制）。　　在凯利看来，人的创造不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环境中实现的，而是在自治、分享、多样化中运行的。人之所以能创造恰恰是因为连人自己也不能控制住自己的创造，人的创造不是人自己控制的结果，人能够创造以及怎样进行创造都不是人自己决定的，创造往往是突破人的自我控制或者突破既有的控制。　　如果仅仅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创造的图景依然可能跟失去秩序的混乱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凯利看到的世界中，人加上自然界仍然不是全部。人虽然具有创造能力，人自己却是被创造出来的。人的创造恰恰来源于创造主的创造。凯利的这个观点来自圣经，他相信是创造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人。因此，富于创造的人类世界虽然不受人自己的控制，却在创造主管理的秩序之下。　　在这个基础上，技术就不仅是人这个创造生命的延伸，更是创造了人的那个生命的延伸。凯利说，他之所以如此关注技术，是因为他看到通过各样被创造出来的技术，人的各样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这些天赋正反映了创造了人的那个生命本身的丰盛和美好。　　不仅如此，人还可以从创造主创造人类体会创造的深意。凯利认为，人被创造时，被赋予了一个跟人具有创造息息相关的素质：自由。如果人没有被赋予自由，人也就谈不上有创造能力。然而，赋予人以自由是创造人的那个生命需要担负的一个巨大风险。　　一旦有了自由，这个被造物就跟其他那些没有自由的被造物不同，他或她就可以由自己的想法进行选择。对比有某些方面自由的被造物，比如可以选择或跳或飞的动物，人显然被赋予了大得多的自由。问题是，人在做自由选择的时候常常需要做出可能产生不同后果的判断。　　因为有各样的后果，由人组成的社会当中也就面临着各样的可能，有的被某些人认为是好的可能，有的被认为不好。另外，人甚至有怀疑和否认自己是被造物的自由，这就不仅与人跟人以及人跟世界的关系有关，而且人可以思考自己的由来。即使面临如此多样的复杂，创造人的那个生命依然赋予人这样的自由。凯利认为，人在创造时也应该照着创造主那样去做。

　　创造的深意

　　对于不熟悉凯利思想背景的读者来说，这些关于创造的观念听起来可能不容易理解或者难以获得认同。这也很正常。各样的观念正体现了人的自由。然而，凯利的思想也许与众不同，但却并非完全特别。他关于创造的想法得益于他所继承的富于创造的传统。　　在发生一系列科技革命的欧美社会，关于人仿照创造主进行创造的说法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比如，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1-1871）是为现代计算机的研制做出重要贡献的英国科学家。他认为，创造主是在完成对宇宙的创造之中就把宇宙运行所需的一切程序都安排好了，甚至人们所谓的奇迹或偶然也都在这个程序之中，这就是自动化程序的模型。　　而在这一系列科技革命当中，赋予被造物以更多的能动其实是一个共通而显著的标志。被造物的自动化程度越高，创造的价值就可能越巨大。自动化的程度越高，意味着被造物的自主活动力越强，能就可能越多。在相当程度上，工业革命以来新工具的层出不穷是自动化不断进展的结果。机械化、电气化、人工智能，一个能力不断增加的自动化世界正在前所未有地连接着全球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一个听起来有些杞人忧天的问题是，这个自动化的世界是否可能发展到与创造它们的人类作对。凯利觉得有可能。他认为，这也许是能够创造的生命面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代价。从他在圣经中看到的世界，凯利认为，创造者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创造带来的不确定。　　在圣经中，创造人的那个生命通过一种人所不能想象的方式解决了这个敌对的问题。那个生命不以自己是至高的创造主，降卑成为人的样子，被他创造的人所杀，然后又复活过来，显给人看，让人知道他是创造主，而且告诉人，人如果认他为主，就会跟他一样从死里复活，永远跟他在一起。　　1999－2003年有一名为《黑客帝国》（The Matrix，原意是母体、子宫）的三部曲电影，主题就是人跟人的被造物之间的战争，里面传达的观念也部分受到圣经的影响。有意思的是，这部影片的导演要求所有演员在看剧本之前需要先读凯利的《失控》以及另外两本讲创造和人类思维的书。　　在另外一部叫《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的电影拍摄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邀请凯利在内的一些关注未来趋势的人帮助电影的创作。这部电影的一些观念涉及命运和自由的问题。　　这一切似乎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太远了。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很多人还在为各种眼前的事情所困扰，凯利关心的话题不是每个人都会感兴趣的。这的确是日常生活的一方面。但是，日常生活其实已经包括了那些看起来太远的东西。离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人远，离日常生活中的另一些人可能很近。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人这时候很远，对日常生活中一些人的另外一些时候也许很近。　　凯利的这些思想，其实就是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积累出来的。他的思想可能会影响一两位电影导演的日常生活，这一两位导演在日常生活中拍出的电影可能接着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日常生活。即使没有这些电影，凯利参与创办的《连线》杂志以及他的书、他的网站（www.kk.org）其实已经跟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关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互联网、看的杂志和电影，也无不是在默默无闻的日常生活中被创造和推广出来的。　　从社会环境方面，凯利所看到的以及他所在的富于创造的世界似乎离中国仍然太远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可是，他的经历和他的想法已经为一些中国人所知。当他访问中国的时候，总有一些感兴趣的中国人去听他的演讲、向他提问、跟他联系。而《失控》中文版的翻译，正是对这本书感兴趣的一些中国人通过互联网自发组织起来进行的。　　这些可能仍然算不得什么。走出控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这不仅是走出外在的控制。即使对于凯利本人，他也是从孤单一人开始的。他所经历的“在普通中重生”也是在走了很远很久之后才体会到的，而从那时到如今，又是30多年过去了。　　但不管怎样，走出了被捆绑的世界，凯利在这些普通的年月中不断地看到创造的奇迹，而且通过持续的写作和交流，跟世界各地的人分享。即使在中国，也可能有人因为看到他的故事而获得鼓励，甚至也会经历让自己都惊讶不已的重生。　　2007年圣诞节，凯利写给家人和朋友一封问候信宁德塑料挤出设备厂家，表达了他对那个创造他生命的那个生命的感恩，题目叫做：“整个宇宙都在谋帮助我们”（The Universe Is Conspiring to Help Us）。这个发现恐怕不会只是凯利一个人的幸运。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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