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县建仓机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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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村超”“村BA”的爆火，让无数人第一次意识到：最紧张刺激的足球、最热血沸腾的篮球，并不只属于城市与职业赛场，也可以从乡村泥土中奔涌而出。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份活力并未止步于球场——舞台上流光溢彩的“村T”，山谷间纵情奔跃的“村马”，以及散落在各个村寨、代代相传的文化遗存，共同构成了一幅生机澎湃的乡村图景。在今天的贵州，“村”不再只是地理定义，而是以最鲜活、最自信、最具感染力的姿态火爆出圈。

为什么贵州的村如此有特色？且先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村本身的意涵。

村落，是古代先民在农耕文明进程中，在族群部落的基础模式上，进而因“聚族而居”的生产生活所需而营造的具有一定规模、相对稳定的基本社会单元。对于中国人而言，村落更是永恒的精神故乡，守望着人们最为深远且广阔的文化记忆。毕竟，若是把中国人上溯三代，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村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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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乡千人宴。摄影/罗来红

贵州的村落，正是村落文化价值的最佳呈现。在贵州，不同时期的移民在大山里形成了文明社会的小单元。贵州这片山地如同博物馆，保存着先民们的文化记忆，乃至诸多上古时期消亡的文化遗珍，又沿着水系所形成的文化廊道，与外界密切沟通、交流，碰撞出别样的文化硕果。当中国许多先行开发地区的文化已凝固于文字与遗址，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散失时，贵州的传统村落，却依然生动、鲜活地延续着中华文化最为古老、原真的文化记忆。

点击下方视频看看贵州村寨里到底还藏着哪些“神技”？

因此，你正可以在贵州人的“千村百节”之中，在鼓楼、芦笙场、风雨桥中探究古人对时空的认知之旅；在人类非遗侗族大歌的天籁和服饰纹绣的绝技之中，感受到日常生活中升腾的人文精神；在清水江文书这样的学术珍宝里，感受到物质流通如何在村落中衍化出新的文化流变……

从乌蒙山到苗岭，从清水江到都柳江，不同年代，不同地域、无分先后的文化精粹，正在贵州以757个中国传统村落为代表的村寨中留存，成为中华文明的一座“山地记忆库”。贵州，作为连接西南与中原的枢要重地，这里的村落，也在此过程中成为了更为细微的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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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中国传统村落分布热力图。制图/夜鸣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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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月三”到“端节”

贵州“千村百节”如何留存农耕文明的

原初记忆？

“小节天天有，大节三六九”。“三月三” “苗年”“侗年”“端节” 攀枝花塑料管材生产线价格……贵州众多位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是贵州村落里最为闪耀的名片，各个节日也早已成为各民族兄弟姐妹共同庆祝的重大时刻，这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生动的注脚。而这些节日上的仪典，也并非只是单纯的狂欢，其背后往往涉及到一整套复杂的文化系统。

“三月三”，是一个纪念农耕开端的重要节日。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称黔西南）的陂鼐古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布依族村民都要庆祝“三月三”，这是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这一天，布依族人都要“扫寨”，表达“村寨平安、五谷丰登”的祝愿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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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龙穿行于陂鼐古寨，寄托着人们对于平安的希望。摄影/乔啟明

对于传承山地稻作文明的布依族人来说，重要的节日除了“三月三”，还有水稻扬花时的“六月六”、水稻丰收时的“吃新节”……一整套节日谱系随着农耕节点流转有序，见证了布依族人繁衍生息的历史。

毕竟，与节日关系最深切的维度，便是时间。上古时期，先民们观察日月升降明灭，星辰轨迹变换，确定了季节与年节规律，优化农业生产，构建历法系统。播种、插秧、驱虫、丰收这些重要节点，也逐渐成为了节日。像布依族同胞这样丰富多彩的“稻”主题节庆，正是中国先民对“岁时”观念的完整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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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的彝族火把节，其与彝族十月太阳历密切相关，反映了古时各民族节日与节气的密切关系。摄影/张德厚

而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称黔南）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怎雷村，这里的水族村民庆祝的是一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节日——端节。

怎雷村水族、苗族共居，建寨已有800余年。怎雷村由上、中、下寨及排场寨四个自然村寨组成，上寨和下寨为水族集中居住，中寨和排场寨为苗族集中居住。两族同胞和谐来往，水族端节上苗族人也来欢庆，苗族吃新节也少不了水族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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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雷村上寨和中寨分居梯田两边，各自以水族和苗族为主。摄影/侯凌

端节，也就是新年，在水语中意为“吃年”，有庆贺丰收、祭祀祖先之意。端节在水族各地从水历十二月持续至次年二月（农历八月至十月）。《说文解字》讲“年，谷熟也”，像端节这样以秋日为新年起点的节日，其实正坚守着更为久远的农耕文明的记忆。

端节背后，也是一整套水族人民立足于山地农耕文明所建立起的文化记忆系统。这套系统的核心骨架，便是水书。水书字符形似图画，许多字形与甲骨文、金文颇为相似，可能便意味着水族在迁徙之前，与商周时期的中原文化，产生过接触与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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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书涉及天文历法、原始信仰、伦理道德等多方面内容。摄影/陈伟红

大部分水族人并不能看懂水书文字，更不了解每个字的含义。然而，这种神秘的文字却在水族社会中承担着多重角色：婚丧嫁娶要用水书，乔迁新居要用水书，节庆祭祀还要用水书。譬如水书文献里的水历，便是水族同胞生产生活的重要时间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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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节村马。摄影/陈伟红

熟练掌握水书的人，被称为“水书先生”，他们是水族村寨里最博学多闻的人。怎雷村的水书先生韦再军，研究水书已有几十年，像他这样掌握水书的人，整个三都县仅有165人。村民遇到大事小情，都愿意请教韦再军，挑选一个好日子，表达他们对生活的期盼，对文化和传统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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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书带有象形符号，是水族独具一格的文字。

与水书相似的文化要素，还有水族的马尾绣。这种刺绣工艺以马尾为芯，用丝线缠绕，再配合平绣、挑花等传统刺绣技法，形成具有浮雕感的图案，马尾绣上常见的风云、雷电、太阳、蝴蝶等纹样符号，正暗藏着先民们对天地万物的自然认知与朴素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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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尾绣以马尾为芯，用丝线缠绕，再绣出各式图案。摄影/陈中

如果说贵州村落里的节庆凝聚了先民们对时间规律的发掘，那么村落本身的空间格局与错落建筑，则蕴藏着农耕文明对不同公共空间形式的探索。

典型如贵州侗寨，往往位于河流谷地之间，木构吊脚楼层层叠叠，搭在山腰、河边，又以鼓楼为轴心向四周舒展，远望犹如山水图轴，近观则大小建筑各有功用，布局和谐。这正是中国传统山地人居智慧的最佳呈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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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寨总是以鼓楼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图为肇兴侗寨。摄影/无涯

而盘活一座侗寨人文、生活气象的，除了侗寨最为显眼的地标鼓楼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风雨桥。

这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便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称黔东南）的地坪风雨桥。

风雨桥是侗寨的典型标志之一，结实的石制桥墩上，木制桥面承托起榫卯结构的廊亭，梁柱上绘制着各种图案，让人们遮风避雨的同时，也有视觉上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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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坪风雨桥内部绘制的各类图案，展现了侗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摄影/吴学文

侗寨大多依山傍水，桥是必须的通道，风雨桥是用来过河的，可又不仅仅是用来过河的。就拿地坪风雨桥来说，这里是村民们聊天聚会的场所，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地方，又是农忙之余歇脚的所在，更重要的功能则是聚住村寨的“人气”，使其兴旺。侗族人每年的大年初一要祭桥，二月初二还有敬桥节，这是他们对于传统与家族独特的纪念方式。

风雨桥可简可繁，简单的就像是一条木板凳，繁复的可有几层的重檐塔楼，造型优美，所以在贵州也被称为“花桥”。地坪风雨桥，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桥上有三座桥楼，远远看去就像把鼓楼搬到了桥上。尽管造型复杂，地坪风雨桥却没有用一根钉子，完全依靠榫卯结构，既是中国建筑智慧的体现，也是侗族工匠高超建筑技巧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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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坪风雨桥，始建于1882年，在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摄影/吴学文

在2004年的一场洪水中，走过百年历史的地坪风雨桥不幸被冲毁，大部分木制构件顺着都柳江漂散。面对劫难，全地坪寨的人出动，沿着江岸寻找，找回了100多件构件，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拉回村里。“这是我们家乡的风雨桥、母亲桥。我们要把它运回去，我们家乡不能没有风雨桥。”参与寻找构件的村民如是说。在村民的努力和外界的支持下，地坪风雨桥最终得以修建复原，重新守望着地坪寨的平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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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歌、傩戏、百鸟衣

非遗神技如何滋养村寨里的精神世界？

贵州的村落里，当然远不止“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的农耕文明开拓记忆。一代代贵州人也升华出一个自在丰足、精彩万分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并非无根之木，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产与生活紧密相连。

譬如，在黔东南黎从榕（黎平县、从江县、榕江县）地区广为流传的侗族大歌，其灵感源泉便离不开人们赖以生存的农耕生活。其中，最为典型的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更是位列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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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榜梯田，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以稻鱼鸭系统而闻名。摄影/周睿曦

且让我们走入侗族大歌的“歌窝子”小黄侗寨，去探访侗族大歌与人们日常生活之间紧密的人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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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大歌：土地里长出来的悠扬古歌

今年年初，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上映，随后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在影片开头，宝莲盛开，神圣而悠扬的歌声一下子将所有观众带进充满奇幻色彩的动画世界。这歌声就来自侗族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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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侗寨千人侗族大歌的盛况。摄影/李贵云

黔东南黎从榕地区的稻鱼鸭系统体现出侗族人的一种处世哲学，也就是因地制宜，巧妙利用自然环境。正是在这样的思维和环境的滋养下，侗族人师法自然，形成了形成了大歌这一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民间合唱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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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侗寨，人们在鼓楼旁的广场晾晒稻谷。摄影/陈伟红

小黄侗寨有780户人家，但是“传歌堂”就有66个，男女歌师130多名，堪称大山里的“音乐学院”。这种以歌为纽带的代际传承，正体现了侗族生活哲学中极为重要的集体意识。大歌都是合唱或领唱加合唱的形式。小黄侗寨的婴儿一落地就会被编入歌队，刚学说话就跟着母亲学唱歌，随着年龄增长进入青年歌队、成年歌队、老年歌队，歌者是贯穿小黄人一生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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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已然融入侗族人民的基因。摄影/陈伟红

侗族人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大歌的有趣故事：古时候，侗族人并不会唱歌，他们听到鸟儿有头没尾地唱着歌，才知道天上有一棵歌树，神仙都围着这棵树采歌、唱歌，他们就决定由鸟背着人到天上偷歌，历经波折，侗族人才终于学会了唱歌。仔细去聆听侗族大歌的曲调，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类似于鸟叫、虫鸣的声音，很多歌还直接取名《金蝉歌》《布谷歌》《河水歌》，其实就是对大自然的模仿。合唱时，大歌如同水流，又好像林海涛声。明代人邝露留下过这样的文字：“侗人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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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聆听侗族大歌演唱/侗族大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胡官美

山地生存并不容易，无论是开垦梯田还是伐木造屋，都需要团队合作。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侗族人慢慢地把集体意识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强化。比如“款”这一侗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就是几个村寨联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互相帮扶的地区组织。有些“款”的“款约”就明确提出要“一家有事全家帮，一寨有难寨寨扶”。由于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所以这些款约大多以歌曲的形式流传、保存。部分学者认为，大歌最初正是承担这样的作用，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音乐形式。“侗家无字传歌声”，这是贵州大山里传承记忆与文化的独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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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堂戏：广纳八方的“楚地遗风”

傩戏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文化现象。中国是保存傩戏种类最多的国家，而贵州又是傩戏保存最多、最完整的省份，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傩戏。其中，德江县铁坑村的土家族傩堂戏又是贵州傩戏的典型代表，其源头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的楚地巫仪，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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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江傩堂戏。摄影/陈伟红

我们今天看到的傩堂戏，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正是楚地遗风。德江县所在的铜仁属于黔东北地区，历史上深受楚文化影响。傩戏就是源自于古时先民祭祀神灵、崇拜自然的仪式，塑料挤出机傩堂戏的内容多为祈福、禳灾。

在屈原创作的《九歌》中，可以看到迎神、娱神、送神三个阶段，而傩堂戏在表演中也有开坛、开洞、闭坛的过程划分，两者极为相似。而随着时间推移，傩堂戏演变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演出各类戏曲节目。傩堂戏有二十四场正戏，包括《关圣帝君》《柳毅传书》《唐氏太婆》等剧目，正戏之外还演出《战洪州》《宝莲灯》《四郎探母》等传说故事，可以明显看到中原文化和戏剧的影响。此外，傩堂戏还有“上刀山”“下火海”等傩技，内容格外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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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刀山、下火海等傩技是傩文化的一部分。

傩堂戏演员所带的面具被称为“脸壳子”，根据角色不同分成“正神”“凶神”、丑角、世俗人物、动物等不同类型。二十四堂正戏各有专门的面具，每个面具背后又各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傩堂戏所用的面具，大多采用质轻的杨木制作，通过夸张五官达到表现人物性格的目的，初见这些面具，没有人会不讶异于那些粗犷到近乎张扬的造型。佩戴面具，本身就是傩戏的一个鲜明特征，通过遮掩面部，达到隔离演员与观众直接情绪交流的目的，以显示庄重、神秘。著名剧作家曹禺曾在参观这些面具之后就赞叹道：“中国戏剧史应当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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傩堂戏由面具、画案、法器等道具组成，其中面具是傩堂戏的“灵魂”。摄影/陈伟红

傩堂戏的传承人大多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可一旦戴上面具，披上戏服，他们便是歌者、舞者。在他们夸张的表演和古朴的唱腔之中，呈现的不仅是古老信仰的延续，更是土家族人在吸纳多元文化过程中发展出的独特文化形态。傩堂戏的价值在于其古老，让我们得以窥见先民的精神世界，更在于其中蕴含的包容性和丰富性，这正是中华文化的显著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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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难，方有傩。傩戏诞生之初就与祈福消灾息息相关。摄影/陈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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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与信仰：无字史书里的创世神话

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慎终追远的民族。贵州的很多少数民族，在文化传承方面都缺乏文字记载。好在他们各有各的传承方式，让历史记忆与文化符号保持生机。

仡佬族是贵州最早的原住民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每年春节，仡佬族同胞都会舞起用火草秆扎成的龙，因为这龙看上去浑身是毛，与其他地区的舞龙差别明显，所以被称为“毛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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仡佬族的传统节日——毛龙节，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摄影/彭泽良

有研究认为，这种独特的舞龙形式与仡佬族的“竹王”崇拜有关。相传，仡佬族的繁衍与竹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古时曾经有一位女子破开三节大竹抱出一个婴儿，这个婴儿长大后很有才能，后来统一各部，成为“夜郎王”。仡佬族内一直流传着竹王的传说，竹子也变成一种图腾，于是他们用竹子、火草秆等材料制作毛龙，逢年过节便舞动毛龙，以示不忘先辈。

同样是对祖先的纪念，苗族的刺绣更像是一部无字史诗。史书记载，苗族先民喜好“鸟章卉服”，服饰在苗族文化中超越了御寒蔽体的基本功能，成为一种承载族群记忆与宇宙观念的象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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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对于苗族人来说，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摄影/张律堂

在黔东南的摆贝苗寨，百鸟衣闻名海内外。百鸟衣并非日常穿着，而是专门用于苗族最为隆重的祭祖仪式——鼓藏节。鼓藏节十三年举行一次，是苗族社会中规模最大、周期最长的祭祖仪式。

百鸟衣的制作极为繁复，一件成衣往往需要数年时间完成。所谓“百鸟”，并非指一百种鸟类，而是对万物生命形态的统称。衣服上的刺绣包括蝴蝶、鸟、鱼、虾、石蚌、蜘蛛、蛇、链子、花树以及山川河流等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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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百鸟衣需要慢慢绣出图案，极费工夫。摄影/王烨

“在我们苗族的文化里，蝴蝶妈妈和鸟是生命的始祖。”摆贝苗寨苗族服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姜老本介绍。正因如此，在鼓藏节的祭祖仪式中，人们要将蝴蝶和鸟的形象绣在身上，以此表达对祖先的尊崇。

苗族广泛流传的创世神话，正是百鸟衣纹样体系的叙事源头。在摆贝苗寨流传的苗族神话中，天地万物的始祖叫做“妹榜妹留”，汉译为“蝴蝶妈妈”。她由枫树孕育而生，随后产下十二枚蛋，由姬宇鸟孵化十二年，最终诞生了苗族始祖姜央兄妹，他们的兄弟雷公，以及龙、牛、虎等其他生灵。摆贝苗寨的苗族同胞将这一神话转化为百鸟衣上的蝴蝶纹、鸟纹，用穿在身上的图像记叙和传承对生命起源最朴素也最浪漫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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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鸟衣的图案极为精美，也是平时难得一见的盛装。摄影/林剑传说中，姜央与雷公发生冲突，雷公引来洪水报复，导致姜央与其妹妹成为世间仅存的人类。二人结为夫妻，方才延续了人类血脉。这一情节，与中原神话中伏羲、女娲兄妹成婚，以及黄帝大战蚩尤等叙事，具有很高的相似性，也印证了苗族神话是中国创世神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百鸟衣正是通过山川河流、万物生灵等不同意象，将宏大的神话叙事浓缩在服饰之中，使之成为一部可被反复“阅读”的无字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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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贝苗寨。摄影/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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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河而生的村落孕育出了与敦煌文书并列的清水江文书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之中，贵州的村寨身处大山，似乎天生带着“闭塞”“落后”的标签。然而，一旦你有机会沿着清水江走一走，就会发现事实恰恰相反。贵州的村寨，并非是一座座久在深山无人识的静态文化宝库。时代变迁的浪潮中，贵州村寨也可以从农耕文明的见证人与守护者，以内在的底蕴与外界产生大规模的融合与创新，沉淀出独具一格的山地商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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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黔东南凯里市的下司古镇始建于清朝，当时是清水江畔重要的木材集散地。摄影/吴学文1964年开始，人们在黎平、锦屏、剑河、天柱等清水江沿线地区发现了数十万件买卖契约、租佃文书、承继合同等文书。这正是继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之后的又一重要文书系统——清水江文书。除此之外，当地还保留了各种归户册、鱼鳞册、山场清册、账簿、诉讼词稿、科仪唱本、谱书、碑刻等等资料，属于广义的清水江文书范畴。这些浩如烟海的文书，反映了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南民族地区的紧密联系。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认为，搞西北研究，离开敦煌文书几乎寸步难行。未来做西南研究，清水江文书也会成为绕不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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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于锦屏文书特藏馆的保存最完好、幅面最长、字数最多的锦屏文书，

记载了共计51宗山林田土权属的详细情况。

摄影/彭泽良 制图/张琪

清水江文书可说是明清之际中国政治大一统、农商经济大繁荣、社会族群大交融、思想文化大交流的真实缩影，生动地呈现了明清之际西南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而这一文化宝库的摇篮为什么是清水江沿岸大大小小的村寨？且让我们从黔东南锦屏县的文斗苗寨——这一清水江下游木业贸易的核心村寨开始一探究竟。

黔东南锦屏县的文斗苗寨，远居深山，即便在交通方便的今天，从县城出发也要驾车一个多小时才能抵达。这里是清水江下游木业贸易的核心村寨之一，寨子里的苗族村民曾经世代以伐木放排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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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斗苗寨地处深山，但得水路之便而成为木材贸易的重要节点。摄影/吴学文

清水江发源于贵州都匀，流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最终汇入沅江，是贵州东部最重要的水运通道之一。明代，中原王朝正式在贵州设省，将贵州有效纳入王朝治理体系。清水江是贵州第二大河，承担着沟通贵州与长江流域的通道角色，因此历任地方大员都非常注重水道的整治。特别是清朝改土归流之后，雍正年间的云贵总督鄂尔泰、贵州巡抚张广泗开始疏浚清水江，以满足军需运输的要求，客观上也推动民间贸易的往来。经历雍正、乾隆两朝的疏浚整治，清水江上呈现出商船云集的景象，越来越多的商人来到清水江流域开展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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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为木材交易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摄影/彭泽良

据古籍记载，贵州具有丰富的优质杉木资源，其中“产于清江南山者为更佳，质坚色紫，呼之曰油杉”。木材作为高价值、适宜远距离运输的商品，明清时期通过清水江源源不断地输向外部市场。正是河流与资源的结合，使清水江沿岸的村寨并未因山高路远而被隔绝，反而被持续地纳入更广阔的贸易体系之中。

今天，生活在文斗苗寨的很多老人年轻时都曾参与过放排，也就是将砍伐好的圆木捆扎成木排，由放排工乘坐着沿江而下，货物本身就是交通工具。直到本世纪初清水江修建水库，无法通航，放排才渐渐销声匿迹。

文斗苗寨寨老易遵华年轻时曾经做过放排工。在他的回忆里，放排是极其辛苦的差事，木材捆扎成排，随江水而下，放排工吃住就在排上，无遮无挡，要忍受蚊虫叮咬，只能吃冷馒头充饥，木排放到县城，人要步行一夜返回文斗苗寨，休息一天，再放下一趟排。“（放排）是真辛苦，如果去做挑粪这种活，那我们就当做休息了。”易寨老笑着说。这种高度依赖水路的劳动方式，本身就是文斗长期深度参与区域贸易的证明。

文斗苗寨有着极高的植被覆盖率，到处郁郁葱葱，几人合抱的参天大树也不鲜见。寨门口的路旁，一棵树上还可以看到“皇木”的标记，据说这是预备为皇帝修建宫殿所用，而更多的木材还是流入了贸易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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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斗苗寨寨门口的参天皇木。摄影/吴学文

外地来到清水江的客商，主要可分为“三帮”“五勷”“十八帮”等不同商帮，有些木商还兼具官商身份。外地商人的到来，与当地侗族、苗族村民形成了以“采伐—运输—销售”为核心的完整产业链，推动了一批村寨的兴起，也为更深层次的社会交流创造了条件。

长期而稳定的商业活动，并不仅仅改变了村寨的谋生之道，也深刻塑造了当地的社会治理模式。在木业贸易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客商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交易频繁、合作复杂，仅依靠口头约定和熟人信任已难以维持商业秩序。于是，从林木买卖、林地出让，到借贷、继承乃至跨村寨、跨族群的纠纷调解，几乎所有关键事务都开始采用文书记录的形式加以规范和约束。

这些文书中，汉字被用来记录侗苗语音，侗苗传统的“款约”与汉地契约同时使用，这对探索西南民族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因如此，数以十万计的清水江文书，成为研究当地社会历史变迁乃至中国古代社会运转模式不可替代的重要材料，研究价值横跨经济史、法制史、社会史与生态史等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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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量庞大的清水江文书是重要的研究资料。摄影/陈伟红

文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学术研究，更在于民间的文化传承。“我的爷爷不会写字，但是他认字。我小时候练字写错了他就知道，就是他要看文书，他都认识。”易遵华说。或许正是受到爷爷看重文化的影响，易寨老参加工作后选择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

尽管以伐木为业，文斗人却始终深知不能竭泽而渔，很早就有了“环保”的意识。文斗苗寨最著名的遗迹是“六禁碑”，石碑经过多次翻新，碑文则从清朝流传至今：“不拘远近杉木，吾等所靠，不许大人小孩砍削，如违罚银十两。各甲之阶，日后分落颓坏者，自己修补，不遵禁者罚银五两，与众修补，留传后世子孙遵照。四至油山，不许乱伐乱捡，如违罚银五两。今后龙之阶，不许放六畜践踏，如违罚银三两修补。不许赶瘟猪牛进寨，恐有不法之徒宰杀，不遵禁者送官治罪。禁逐年放鸭，不许妇女挖前后左右锄虫蟮，如违罚银三两。”这些条文既是村规民约，也是环保准则，这块碑也因此被誉为“民族环保第一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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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立于清乾隆年间的六禁碑，内容有很多保护林木的条文。摄影/彭泽良 制图/张琪 

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文化层面留下了深刻印记。文斗苗寨还有一个独特的习俗：小孩出生后，家人会让他（她）认一棵树作为干爹干妈，这棵树会守护孩子长大。这种“人与树共生”的习俗，既体现了苗族对自然的敬畏，也与当地人长期从事木业贸易，与树木关系紧密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

同样因为木业而发展起来的，还有黔东南天柱县的三门塘村。清水江三门塘段水面开阔、水流平缓，易于摆渡。自明代起，三门塘村便因伐木与航运逐渐发展为区域贸易节点。这里的侗族同胞投身商贸，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传统。村中至今保存完好的刘氏宗祠，便是这一历史的有力见证。

刘氏宗祠是三门塘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之一，始建于清乾隆初年（1736年），不幸毁于战乱，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重建。宗祠内部为两进一天井结构，沿中轴线分布前后两个主要厅堂：第一进的门厅是入口与接待空间；第二进的正厅是刘氏家族成员祭祀、议事的核心场所。刘氏先祖随朱元璋征战，后镇守贵州，其后人于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迁居三门塘，与当地人长期共处，逐步融入地方社会。此后，由于三门塘位于清水江下游，这里的村民更早迎来客商，也更早广泛接触到中原文化乃至国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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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福记木行的梁柱上，还能看到当年的木业斧记，也就是木商的商标符号。摄影/吴学文 制图/张琪 

有趣的是，刘氏宗祠在建筑风格上呈现出明显的杂糅特征，其正面大门甚至是哥特式牌楼。这种中西合璧的风格，恰恰反映了清水江流域长期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动的历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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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宗祠风格华丽，还有很多未解之谜。摄影/吴学文 制图/张琪 

纵观清水江流域的村寨发展史，可以发现，它们并非闭塞的农业聚落，而是具备高度开放基因的重要节点。这些村寨通过商业活动参与物资流通，通过文书与制度实现自我治理，并以民间档案的形式，为理解中国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记忆。清水江畔呈现出的，并不是一个封闭、停滞的山地世界，而是一种在资源、市场与制度共同作用下，持续运转的山地商业社会。这是贵州村寨开放而融合的一面。

贵州的群山，曾经阻隔了贵州与外界的交流，却也帮助这片土地保留了古老文明珍贵的文化片段。在贵州的村寨中，文化从无先进与落后的分野，那些节庆、建筑、歌舞、戏剧、服饰，凝聚了穿越千年的生存智慧，是一方水土孕育的审美情趣和不同族群交流互鉴的文明成果。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化并未被封存于历史深处，而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护与传承中，始终保持着生活现场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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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总是一代一代传承。摄影/不去

在贵州现有的757个中国传统村落中，保存着数量可观、形态多样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份值得珍藏的文化家底。这些文化宝藏并非“过去时”，而是正在不断发生的“现在时”。就在不久前，黔东南从江县黄岗村荣获“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称号，再次向世界展示了贵州村寨所蕴含的独特价值与旺盛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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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天节是黄岗侗寨的传统节日，村民通过擂鼓喊天等活动表达对风调雨顺的期盼。摄影/朱进

贵州的传统村落不只是被“看见”，更正在被“理解”。它们以自身的节奏，回应着现代社会对多样文化和文化根脉的呼唤。群山深处，这些村寨依然静静生长，如同时间留下的坐标，提醒着人们：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从来不是被保存的标本，而是被持续书写的生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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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各民族同胞，还将继续守望自己的家园，一如既往。摄影/黄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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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地道风物推出

“多彩贵州：人文山水·时光峰峦”贵州文化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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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第10篇文章，本期图文头条——《贵州的传统村寨，藏着一部活着的中华民族山地文明史诗》本系列第11篇文章，本期图文二条——《六处贵州“国保”建筑，是读懂中国的六个文化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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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苹果、伊森

编辑｜伊森

图片编辑 | 吴学文

设计｜张琪

地图编辑 | 夜鸣蝉

封图 | 卢文

※特别感谢※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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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采访专家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 张新民

贵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余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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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傩戏·傩文化》庹修明

《傩戏论文选》

《傩戏艺术源流》康保成

《鸟纹羽衣：苗族服饰及制作技艺考察》杨正文

《符号与仪式：贵州山地文明图典》张晓松

《贵州村寨保护实录》吴正光

《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张丹 闵庆文主编

《贵州读本》钱理群戴明贤封孝伦

《贵州开发史话》刘学洙

《仡佬族简史》

《仡佬族舞毛龙探究》张长念 王占坤 唐闻捷

《河里的石头滚上坡》越剑

《历史的镜像：三门塘村落的空间、权力与记忆》钱晶晶

《走进音乐天堂：侗族大歌之乡小黄村考察实录》潘年英

《明代卫所武官后裔的身份变迁与村落形成》吴才茂

《清水江历史文化探微》王宗勋

《清水江文书：西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呈现》龚晓康 徐星月

《清水江学研究》杨军昌 钟昭会

《探访“侗族大歌之乡”贵州小黄村：从深山唱向世界》 中新网

《侗族大歌概论》张贵华 邓光华

《文化孤岛与文化千岛》谢廷秋

《心系地坪风雨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抢救纪实》国家文物局编

《中国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论丛》张新民 李红毅主编

《中国村落史》胡彬彬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贵州卷》顾久 主编

《中国苗族服饰研究》张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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